國際局勢

Wired :為什麼參加國會山莊暴動的人,根本不是那些邊緣極端分子?

Max Lu 呂元鐘 ・ ・ 原載於 Facebook
重點摘要

引用佩普的研究,指出國會山莊事件被起訴者九成與民兵無關,多為有工作、有學歷的中產階級;文章認為政治暴力已進入美國主流,並檢討媒體與資料來源過度聚焦極端分子。

二零二一年一月六日,美國國會山莊出事那天,主流媒體的鏡頭幾乎全部對準同一種人:戴防毒面具、穿戰術背心、扛著旗子的「奇裝異服」那群。這批人長什麼樣,大家腦子裡立刻有畫面,也就被當成整場動亂的代表臉孔。

但芝加哥安全與威脅專案(CPOST)的負責人羅伯特·佩普(Robert A. Pape)把資料攤開,畫面完全對不上。

所有因為那天被起訴的人裡面,百分之九十跟任何民兵組織、武裝激進團體一點關係都沒有。沒有什麼祕密教派在背後策畫,就是一群「正常」美國人自己走上去的。

你想一下這群人的底子:百分之二十二是企業主,接近三成有大學學歷。名單裡有醫生、工程師、執行長、政府職員。職業結構看下去,百分之四十是白領,只有百分之八失業。有人在事發前一年還去過白宮的聖誕派對,想想看。

這幾個數字講得很清楚:政治暴力在美國,已經從邊緣搬進了主流。大家習慣把這種事當成一陣風,覺得激進浪潮自己會退,這個假設天真到有點危險。

把注意力全部放在那群怪誕打扮的極端主義者身上,其實是看錯地方了。真正該擔心的是,幾千萬普通美國人,正在主動或被動地接受「暴力」是達成政治目標的一種合理手段。

為什麼會走到這一步?佩普在《我們自己最糟糕的敵人:暴力民粹主義時代的美國》這本書裡講得直接:這是一場文化衝突。當菁英的語言把政治講成你死我活的生存戰,普通選民就被這套結構一點一點推成了政治攻擊的執行者。

二零二六年的期中選舉,等於在測美國的制度到底還能不能維持非暴力的競爭。這份擔心已經來到六零年代社會動盪以來的最高點。這已經不是哪個黨輸贏的問題,是民主體制最後那道「和平轉移權力」的防線還撐不撐得住。

翻開二零二三年國會山莊委員會那份八百四十一頁的最終報告,裡面不少細節讓人很無力。川普的幕僚其實很早就跟他講清楚,選舉舞弊那些指控都是假的,但這些警告完全沒擋住這場風暴成形。那份調查一開始外界根本不看好,結果變成美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文件之一,世事就是這麼回事啊。

那場騷亂會變成分水嶺,是因為它把一條民主的底線直接踩碎了:權力該靠選票交接,不是靠肉身硬上。一群美國公民為了選舉結果,真的跑去攻擊自己的國會,那條線就已經跨過去了。

問題出在大家依賴的資訊源太窄。一開始媒體跟公眾全靠執法資料庫的初步數據,這種資料本來就只會篩出最顯眼、組織性最強的邊緣人物。後來更大量的資料進來了,卻沒人回頭修正那套「極端主義敘事」。分析師盯著那些奇形怪狀的抗議者看得很專心,結果錯過了背後真正推動整件事的那股龐大又安靜的「主流支持」。

回頭看這群參與者的身分:有穩定的家庭、工作、四零一(k)退休帳戶,根本就是中產階級美國的縮影。他們抱著一個共同的信念衝進去——覺得這套民主體制已經不合法了。

暴動過後兩年,就在今年六月,北愛爾蘭貝爾法斯特爆發反移民騷亂,同一套模式又跑了一次。媒體跟政客忙著罵伊隆·馬斯克跟湯米·羅賓遜在社群媒體上煽風點火,卻很少人注意到「活躍俱樂部」(Active Club)跟它底下的青少年派系正在做具體的戰術指導。

這些新納粹已經把暴力經營成一門成熟的生意,隨時準備在下一個地緣悲劇出現時,把混亂複製到別的國家去。

當一個社會開始把政治對手當成生存威脅,又對日常政治裡的暴力符號見怪不怪,地基其實已經鋪好了。

一月六日那天,九成被捕者不是民兵,他們跟你我一樣,就是生活裡正常運作的普通人。這場暴力能從邊緣蔓延到整個政治光譜,就是因為我們還習慣把威脅鎖定在少數「狂熱分子」身上,不願意承認一件事——暴力一旦被套上政治合法性的外衣,誰都可能變成那九成裡的一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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